核心是讓檢察官「沒有起訴的必要或把握」。三條主線：①「犯罪嫌疑不足」──證據不足或證據被排除（違法搜索、扣押等）就難以起訴；②「行為不罰／免訴等法定事由」──例如法律另有特別規定；③「起訴便宜主義」下的衡量──賠償、和解、被害人寬恕、自首、角色輕微等，常讓檢方轉向不起訴或選擇緩起訴。法律上可對應《刑訴法》第252條（不起訴事由）、第253條之1（緩起訴），以及證據法則：無證據不得認定（第154條）、自白須有補強（第156條）、違法取得之證據原則排除（第158條之4）。

被標註「警示帳戶」本身不是有罪標籤；檢警仍要證明你「明知且參與」詐欺或洗錢（正犯／共犯／幫助犯），例如是否有分工、對話內容、資金流向等。司法實務亦指出「警示帳戶」多是金融端的風險管控分類，與是否構罪要再就故意與客觀行為綜合判斷；若僅是疏忽把帳戶交付他人、不知用途，且能提出反證與金流說明，爭取不起訴並非沒有機會。檢警偵審仍會回到《刑法》詐欺（第339條、加重態樣第339條之4）與《刑訴法》證據規則來判斷。

實務上會看你的主觀明知程度、是否受操控、是否未獲利或獲利甚微、是否即時返還犯罪所得、與被害人和解、是否配合偵查等。若證據不足以證明你參與詐欺分工或明知詐欺，也可能走「不起訴」。就算證據足夠，也可爭取第253條之1「緩起訴」（例如完成賠償、守法觀察、公益服務、法治教育等條件）；但若涉「加重詐欺」類型（例如多人共同、三人以上組織等），法律刑度較重，審酌更嚴格。《刑法》第339條之4與《刑訴法》第253條之1是兩大評估依據。

不一定。詐欺通常屬公訴罪，是否起訴由檢察官依職權判斷；但「完全賠償＋被害人諒解」會大幅影響檢方的處分裁量──常見結果是「不起訴」或「緩起訴」，前提仍是整體證據、犯行輕重、再犯風險等因素合併評估。對應法源是《刑訴法》第252條（不起訴事由與檢方裁量）與第253條之1（緩起訴制度）。

關鍵不是「有資料」，而是「證據的能力與證明力」。刑事審理必須依法取證與合法調查：沒有合法取得的證據原則上不得作為不利認定（違法搜索、扣押、數位取證流程都有審查要件）；被告自白也不能單獨作為有罪判決，仍需補強證據相互印證。所以，對於每一份對你不利的截圖、對話、影像，都可以從「取得合法性、完整性、關聯性」逐一攻防。法源依據在《刑訴法》第154條、第156條與第158條之4。

兩罪常「綁在一起」評價：若金流有掩飾、隱匿不法所得來源、去向或所有權之行為，可能觸及《洗錢防制法》規範（實務上常見一案多罪並行評價）。此時要從「主觀明知（我知不知道是詐欺所得？）」、「客觀行為（我做了哪些掩飾／轉移？）」、「角色定位（正犯、幫助犯、自招或被利用）」切開來證明，並將金流、聊天脈絡、往來對象梳理清楚；若證據薄弱，爭取詐欺或洗錢之一部不起訴，或整體朝緩起訴處理，是可行路徑。評估必備法源：《刑法》詐欺（第339條、339條之4）與《洗錢防制法》洗錢罪章，以及《刑訴法》第253條之1（緩起訴）。